信仰精神与人性光辉--刘祖红

信仰精神与人性光辉

——以《心灵史》为评述对象

《心灵史》所要宣传的是对理想、希望、追求的坚守，其最终指向是已经被圣化的信仰精神、理想主义、终极关怀、苦难仪式等。《心灵史》既是作者自身的心灵洗礼，也是关于做人、人的境遇、人的心灵世界以及人性和人道的哲学。在这本书里，处处洋溢的是感人的人性光辉。《心灵史》所讲述的哲合忍耶人民（回民族的一个教派）经受心灵的疼痛、信仰的遭鄙夷与精神的倍受压抑的故事，也是对现实中人们追求理想、追求人道主义和心灵自由的一种启示。作者以及哲合忍耶人民希望那些被残酷现实消磨了斗志的人们，能够从容地审视自我的内心，回忆起曾经饱有的爱心和人道精神。《心灵史》就是一本心灵地图，它指引读者经历一次艰辛的朝圣之路，承受苦难的锻炼以及心灵的洗礼。

《心灵史》所讲述的是一个饱经生存之苦、但精神异常强大的回民族的精神信仰的故事。中国大西北的西海固地区，被作者张承志称为“圣域”，因为这里是真正的穷乡僻壤，风景凌厉，民性硬悍。生活在这里的哲合忍耶人民，承受了巨大的物质贫困：这里严重缺水，甚至于娶妻说媳妇先要看水窖的存量；许多女人嫁不出去，因为她们穷得没有一身衣裤，以至连邻村都没有去过；庄稼是无望的指望，时常只能靠野菜充饥。在这样恶劣的生存境遇中，哲合忍耶人民的唯一出路就是信仰。信仰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唯一保障。孔孟之道在这里最为薄弱，科学精神在这里不起作用，世俗的经济文化在这里也丧失了起码的生机。正是在这种人世的绝境中，哲合忍耶人民营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净土。他们热烈地、虔诚地信仰“主”，在现实世界之外营造了一个纯洁的信仰世界。“这种活不下去又走不出去的绝境，”是哲合忍耶人民产生宗教信仰的土壤，生存“绝境”的体验激发了他们对神秘主义的思考，打开了通往思想、信仰、灵异、真主的道路，将生存的绝境看作真境花园，以此抵达精神信仰的彼岸。哲合忍耶教派遭受了满清政府的镇压、屠杀，在陷入绝境之时，是黄土高原的深山沟壑滋养了他们，使这些受尽折磨但仍旧具有坚定信仰的人民，能够休养生息，复兴繁衍。“生”的极限促使他们享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丰盛的精神资源。

宗教信仰精神是《心灵史》的一个主题，作家以沉重的笔调描写了哲合忍耶七代圣徒带领多斯达尼誓死捍卫人格、追求自由的心灵和精神信仰的血泪史。哲合忍耶不仅是一种宗教，更是一种精神信仰。在土地贫瘠、降水稀少、常年干旱的残酷生存环境中，哲合忍耶人民将希望寄托在未知世界上，宗教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就是生的力量。坚定的信仰是哲合忍耶人民的共同追求，他们不仅具有坚韧的品格和纯洁的心灵，还坚守诺言。这些品格与现代人信仰失落、人格不全形成了鲜明对比。作者张承志试图通过《心灵史》中哲合忍耶人民对信仰的坚守，来批评现代社会的不良风气，鞭笞现代人所具有的弊病，呼吁现代人应该坚守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心灵史》达到了一个高度，它将目标指向更明确的人类终极关怀。《心灵史》所涵含的大于科学态度的人文精神，大于理性的价值，和于贫困、苦难中对“无权者的权力”的坚守，都代表着人类于困厄中不屈从暴虐而坚持正道的可贵品质。理想与宗教一样，大概都要有体内的支柱与体外的依托，《心灵史》很好地展示了这一点。哲合忍耶教义以及殉教的宗师（英雄）是张承志体内的支柱，而民众则是他体外的依托，二者缺一不可，代表着他精神的两面，他的神祗与人本。张承志游移于历史、人文、天道、人性间的内在冲突，他试图摆脱孤独，又想保持孤独。这种二元冲突决定了张承志的信奉。

张承志浓重笔墨地描述了回民族灾难沉重的屈辱史，他以圣徒的精神在心理上承担了历史的不公，如果不是有着一颗对本民族深挚到疼痛的爱的心灵，是无论如何也背不动这重负的。他不断地寻找依托，以此确立自身，这种寻找一方面使其脱离了俗界强加于我们的许多标准（去除焦虑），一方面也使他的自我处于更深层的漂浮状态（加深焦虑），依然未能彻底扎下根来，在幻想的存在与抽象的孤独中，自我越走越远。这种暗合于哲合忍耶早期隐居洞穴以修身的封闭心态也造成了一层人格保护层，障碍了真正成为自我涵义的再现，如若不把可能性召回必然性之中，而一味追逐可能性以脱离必然，其结果是再也不能回到自身。生活在现世中间，使我们渴慕理想的光辉，单纯禁锢于理想中也会使我们人格的另一面受损。张承志在“为人民”的不变的原则中深悟这一点，所以他寻一方水土、一方家园以存放和发扬他所向往的精神。在现实层面，选择英雄与宗教比选择其他要好，但在理想层面，则不然。人根本的价值不等同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价值，同样不等同于宗教的价值。《心灵史》所写的就是“现实中的理想的他”，他把世俗文化作为庞大对立体系，以超越世俗王国而迈向天国之旅的起始，于抗争中，“现实的他”溶汇进去，然而，“理想的他”即越过世俗，亦越过任何形式对自我囿限的他。

张承志在《心灵史》中将对苦难的渴望发挥到了极致，宗教中的人性实质与殉难时的壮烈情怀之间，他寻求后者的浪漫、辉煌，而在历史的人性（宗教遭压制与屠戮）与宗教的人性（人必须承受苦难、血腥甚至自戕）之间，张承志的作为后来人的疑问，只能压在他烈火般的膜拜与文字的迷狂中。不问是与非、对与错的信仰在这个实用功利与理性 交织的时代又是多么可贵。这种摒弃了功利的方法论，于对苏菲主义（神秘主义）的神秘、出世、真挚、简捷的精神追随里，于从个人走向民众的行动里，于18世纪的黑暗至19世纪复兴的历史中立誓坚守皎洁本质的刚强里凸现出来。